每一种碎片化力量不再受到其内生的制衡原则的限制，诱发了大量的内部增长动力。
这些相当可观的金额（当今则主要由商业银行获取而没有任何社会回馈）应该交付给国库（因此可由银行系统获取），还是应当用于财务税收减免，或者是应当变成个人收入等等问题，则不是由中央银行解决，而是由政治过程解决的。我并非意在表达这样的倾向：改变货币体系，并以此反对改变企业治理结构或强化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43]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跨国机构及其网络也获得了明显的法律化（juridified）：他们也成为全球化宪法秩序的一部分—如果全球化就意味着彻底碎片化的话。因此，应该把货币创造从以利润为导向的私人商业银行中夺取过来，并归还给虽非国家但具有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制度。[86]公共性的精确定义要求，作为限定社会诸部门的一种手段，公／私这个区分应当被解构，同时，在每一个社会部门中加以重建。不过，这一可能性可以被处理为足够小的发生概率。这种破坏性后果只能通过（社会系统）的自身反思和自我限制的决策才能克服。
因为这个原因，独立于制度化政治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是透明的和可问责的。此处引述休伯（Huber）的话：银行就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运转：顺周期性（pro-cyclically），自利性，缺乏整体经济的观念，没有任何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立约主体不同，则决定宪法样态不同。
认清我们所能利用的制度资源，了解我们所遭遇的局限，必然是避免宪政建设南辕北辙的前提条件，这正是社会主义式宪政建设的要点。在学理上，概念的作用是建构话语平台，由此促进沟通且节省时间。更进一步讲，与其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一个概念，莫不如说她是一套理论，是一套帮助宪政概念在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安身立命的理论。宪法序言既是全体人民的立约，也是执政党的庄严政治承诺，宪法序言承载了立宪的宗旨和根本精神，其同宪法正文一样具有当然的最高效力。
社会主义宪政的提出，不但不会消解宪政所包含的不可克减的核心价值，反而丰富了我们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这一命题或历史使命的理解。首要的争议点是，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概念是否成立？从宽泛的政治思想争论来看，社会主义宪政的支持者被简约指代为社宪派，与泛宪派及反宪派相对应。
宪法序言明确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社宪派就处于两极之间，其最大特征被认为是：承认现有宪法之有效性，且极力主张积极实施宪法以逐步实现宪政的理想图景。所以，社会主义宪政被寄予的期望甚高。社会主义宪政的提出，与其说干扰了我们宪政概念的统一理解，莫不如说其冷静地指出了在当下中国走向宪政彼岸的路径以及可能遭遇的坎坷，是连接当前有宪法而无宪政状态与某种理想的宪政状态的分析工具。
很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皆是当下中国的真命题，都是宪政一词本土化过程中所绕不开的挑战。社会主义宪政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因此，社会主义宪政如果作为一个概念能够被证立，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其能够表达出若干个与当下中国宪法实施有实质关联的真命题。2）社会主义下，强调了在中国发展宪政的一系列前置条件，包括文化传统，社会基础，政治体制，经济背景等。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若君主立约，则是君主立宪。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此处简要重述一番：1）所谓社会主义性，因应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在我国智识活动中的习惯性影响，在学理上可以用来描述我国与西方成熟宪政国家在历史与实践模式上的区别，只要我们承认全世界并非只有一种宪政模式，那么社会主义宪政至少在宪法模式类型化研究方面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虽然反宪派与泛宪派貌似水火不容，但根本上乃是因为宪政这一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而成为可以对话的两方。因此，当下中国的宪政建设另外一种自然表述无疑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很早已出现，有学者在90年代中期即有此表述。可以说，中国百年宪政之命途多舛，重要原因即在于未能结合本土条件对症下药。例如，当下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就注定了政府在推进宪政发展的蓝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某些典型的有限政府国家或曾经的夜警国家时代相去甚远。笔自20年代初期起开始系统思考相关问题，并有过较为深度的论证，但卷入到当前反宪政与挺宪政之争，则颇为意外。
正如笔者在《社会主义宪政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宪政试图阐释三个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下，以及社会主义式。借由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他们根本就是犯了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不论赞同或反对，是宪政提供了讨论的起点。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宪政也因为概念之争引发了若干担忧与质疑。
这种制度选择的最合理指向便是社会主义宪政。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二是这些机构产生后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各机关之间是平行的体现的就是分权制衡性。笔者认为其中有违宪法原意中的宪法原意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我国宪法上规定的议会至上体制并没有落实，现实中的最高权力并不在全国人大手中，但议会至上的理论为一个最高权力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中央给而不是宪法给，如果是宪法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则有分权的意义（中央不能单方面收回），如果给的多，给的重要，则可能确认的是联邦制。
[25] 宪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8] 程乃胜：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发布日期：2005-07-22 文章来源： 互联网[19] 延明：民主集中制，新浪网2007-10-24 17:42:48。
[40] 范进学等著：《民主集中制宪法原则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4页。[43] 关于这一问题，刘松山教授有与笔者基本相同的观点，有更详尽的论述，可参看刘松山著：《运行中的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5页。
1、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实行的是合议制而非民主集中制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都没有规定人大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宪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全国人大组织法》第18条规定的无记名投票方式或者举手表决方式、第31条规定的过半数通过、《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第24条规定的以得票多的当选等都是典型的合议制，是多数决方式，不能把民主中的多数决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否则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全世界议会通用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现行宪法涉及央地关系原则性安排的条文（包括直接针对央地关系的条文和内容相关的条文两种）主要有30条，包括零散的19个条文以及第三章第六节的11个条文：第2条第2款规定了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
[39]本文论述的只是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现行宪法文本上看，在国家机构一章关于各国家机关的条文中都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但这一解释和宪法第86条规定的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明显有矛盾，而且与总理负责制下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拥有讨论权、总理拥有决定权也不一致。但问题是，《国务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其中的讨论决定该如何理解呢？从文字解释看讨论决定权应属于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即由两会讨论并由两会决定。至于一些学者论述的各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采用的是民主制（如议会的合议制）还是集权制（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制），笔者认为并不是政体问题，不是政权机关的组织问题，而是政权机关的活动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字面上理解，所有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定性为各国家机关内部的活动原则，[7]而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规定则是从组织结构着眼的，强调的是组织原则而非活动原则，因为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组织体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西方国家的宪法基本上也都规定议会实行合议制，政府实行首长制，但不能因此说明他们搞的是民主集中制，我们一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和三权分立对立的，至少也是有根本差别的，而不是相同或相似的。
或许还有一种解释，即对于非重大问题，首长（总理、部长等）可以直接决定而不需召开有关会议（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等）讨论。[21]但这个民主产生的最高权力构建出来后，其运作是集中的，是集权而非分权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许多人总是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广开言路、充分发表意见（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而不认为是民主决定，一涉及民主决定（多数决），就认为这是集中。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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